时间，1950年6月，地点北京，思虑再三后，毛主席亲自命人拨通了一则电话，通话内容很简单，那就是邀请对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。

能够得此殊荣实属罕见，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，对此，电话那头竟在片刻后选择了拒绝，表示自己不能参加，也无法参加。

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到底是何人居然敢驳了毛主席的面子，他又为何不愿参加政协会议呢？

落草为寇入营参军

先说答案，这位拒绝毛主席美意之人不是旁的，正是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，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马占山！至于他为何不愿参加政协会议，原因很易，并非是源于傲慢或不屑，而是实在力不从心...

1885年，马占山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一户农村家庭，由于家境贫寒又自幼丧母，为了生计父亲也只能将他送到地主家牧牛牧马，在这一过程中，马占山在马背上学会了一身好武艺，同时，在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之下，他的心中也燃起了浓浓的恨意。

这颗仇恨的种子在马占山的心底生根发芽，而在18岁那年便是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时机，由于看不惯村中一户姜姓财主横行霸道、欺负百姓的恶行，一咬牙一跺脚，他便选择了落草为寇，去到附近的黑虎山一带当上了马匪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后，马占山亦是成为了马匪中的头目之一，不过即便如此，他也依旧是不忘初心，第一时间便率领弟兄们回到了老家，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。

当然，这里说的报仇并不是杀人，只是殴打一顿让对方涨涨记性罢了，从这一点便能看出马占山的本性并不坏，同时这也是他之后能成大事的根源所在。

正所谓时势造英雄，1904年，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，马占山也终于迎来了改变的契机，眼看着沙俄鬼子和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地界上烧杀抢掠，他的心里那叫一个憋屈，于是就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时间，他便率领弟兄们接受了当地政府的收编，成为了张作霖麾下吴俊升的手下。

吴俊升对马占山颇为器重，故而在他步步高升之余，也没少提拔这位心腹爱将，到了1925年时，马占山俨然当上了一军之长，成为了奉军骑兵第二军军长，但是，即便如此，若是不出意外，没有任何背景的他若想更上一步也是极为困难的，可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，本以为将会一生冲锋在前，岂料伴随着张作霖于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，他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要知道，在火车上被炸死的可不止是张作霖一人，连带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也跟着一同归了西，吴俊升死后，万福麟便接过了重担，由于日本人在边境虎视眈眈，担心受到牵连的他又把位置交给儿子，自己去到了北平躲清闲。

可没想到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也是个孬种，见老爹都跑了，没过许久，眼看着“9.18事变”爆发，日军的爪牙正在逼近黑龙江，他竟然也跟着逃离了东三省这片是非之地。短短几天之间，黑龙江就换了两个省长，这可将少帅张学良气的够呛，没办法，省不可一日无主，他这才连续越了多个级别，将马占山提拔为了黑龙江省代主席，兼职军事总指挥。

如此这般，马占山说是临危受命一点都不为过，但他却比万福麟父子强多了，面对内部的人心惶惶和外敌的虎视眈眈，他没有丝毫犹豫便接过了重担，立刻率兵进驻了齐齐哈尔不说，就职当天他更是直接用身家性命担保，向民众承诺，必会铲除一切犯我疆土、扰我治安之辈！

马占山的话当真是给黑龙江的军民提了一口气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是蒋介石和张学良能够下定决心，在日寇尚未站稳脚跟之际派兵支援，与马占山部内外夹击，东北局势未必没有回转的余地，但很遗憾，由于蒋介石的一意孤行，一方面坚持其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，另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了国联调停上，驻扎在关内的中国部队不仅没有半点增援的意思，甚至就连一枪一弹都没有援助。

江桥抗战吹响号角

1931年，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，东北三省亦是瞬间沦陷了大半，就只剩下了黑龙江省马占山部的一支孤军，他的本意自然是战，可谁知蒋介石和张学良却没有支援一枪一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省内提出投降者数不胜数，那么面对这种局面，土匪出身的马占山又会作何决定呢？

答案显而易见，马占山没有辜负父老乡亲们的信任，虽说出身草莽，爱国之心却是拳拳，待察觉到日寇决意进攻江桥，进而吞并黑龙江全省的意图后，他当即发出了命令，要求部队拒绝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向侵略者发起反击。

此言亦此行，在接下来的十六天中，马占山亲临战场指挥，在他的鼓励下，东北军的战士们视死如归，一举歼灭了六千余日伪军不说，还极大的粉碎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虽说最终齐齐哈尔还是沦陷了，但此举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瞬间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抵抗情绪。

中华男儿皆如此，日寇何敢？起初事实也的确如此，面对黑龙江省强烈的抗日热情，日军也不得不改变策略，又是搞起了舆论战，称马占山已经投靠苏俄，又是疯狂增兵，向着海伦一带进发，妄图快速歼灭这支孤军。

很遗憾，经过激烈的抵抗后，马占山部在缺乏增援的情况下只能不断败退，最终陷入了日本关东军的团团包围之中。

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抵抗显然只剩死路一条，无可奈何之下，为了保留抗日的有生力量，马占山这才在哈尔滨沦陷后选择了“诈降”，想要在暗中发展势力，利用日本的“贿赂”养活更多的抗日队伍。

此举本意是好的，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日本关东军亦是早有察觉，因此，为了将计就计，待伪满洲国成立后，他们虽说将马占山提拔为了伪政府的黑龙江省省长，但却提出了在各部门中安插日本人担任要员的无耻阴谋。

闻讯，马占山深知自己已经败露，也清楚，若是再这么下去，不单他的部队将会被步步蚕食，他本人也将沦为东北的千古罪人，于是，恰逢少帅派遣亲信返回关外传递情报，马占山便利用这个机会率军摆脱了日军的监视，并再度扛起了抗日旗帜，于边境地带成立了大名鼎鼎的黑龙江救国军。

而在这之后，整军备战便成为了马占山的第一要务，经过一番招兵买马后，很快抗日作战亦是正式打响，在他的突然袭击之下，呼兰方面的日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可谁知，其部下程志远却突然临阵倒戈，致使原本优势的救国军瞬间败北。

在这之后，马占山再想收复疆土就难了，连续几次战败后，他也只能率部撤退到了苏联，并通过苏联人的帮助绕道多国，最终回到了国内。

回国后的马占山被编为了国民党军的一份子，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宾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依旧没有忘记国仇家恨，截止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，他已经向蒋发出过无数次申请，希望能够去到最前线抗击日寇，只是很遗憾，老蒋始终都没有答应，只愿让他担任闲职，并不想给他实质性的权利。

没办法，郁郁不得志的马占山只好去到天津休养，还是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，他这才联络上了少帅张学良，并支援了他的“兵谏行动”。

这下好了，在蒋介石的妥协下，抗日战争终于全面打响，而马占山亦是总算有了用武之地，七七事变后，他立刻组建起了一支部队，随即以绥远为根据地一路杀向了热河地区。

在马占山的英明指挥下，被截断后路的华北日军损失惨重，此后的八个月间，双方也一直处于僵持阶段，当然，也正是在这期间，马占山与我党产生了深厚的友谊，不少共产党人都加入了他的麾下，1938年负伤后，党中央和毛主席更是热情的将其接回了延安治疗，并公开致以了最诚挚的敬意。

为何拒绝出席政协会议？

明明是土匪出身、军阀嫡系，却有着一腔爱国之心，江桥抗战吹响抗日号角、多年征战尽显坚毅品性，可以说马占山堪称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，而这也正是建国后毛主席亲自派人请他出席会议的原因所在，那么既然如此，他又为何选择了婉拒呢？

话接上文，1945年8月15日，在日本投降后，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马占山亦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，被任命为了东北保安副司令，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如此高官厚禄，还算是荣归故里，马占山却始终没有答应，反倒是长期躲在北平，一直拖延着上任的脚步。

闻听此讯，蒋介石那叫一个气愤，他当然知道其中的内情，无非就是马占山同情共产党人，不想和他的“朋友们”动刀动枪，因此，为了让马占山下定决心，蒋介石又是威逼又是利诱，这才终于将他赶去了沈阳就职。

来到沈阳后，马占山顿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，大家都夸他是民族英雄，愿意依附、投靠他的国民党官员亦是数不胜数，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，刚待了几天，马占山竟毅然辞去了官职再度返回了北平，至于原因也再简单不过，只一句话，那就是他不愿“中国人打中国人！”

见状，无可奈何的蒋介石也只能妥协，将这位虎将丢在了北平不闻不问，而马占山也就这样享受了两年的安稳日子，还是直到平津战役期间，这才被我党成员请了出来，充当起了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说客。

打中国人不愿意，保护中国人马占山还是愿意的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他第一时间便找到了与自己有着八拜之交的傅作义，又是拿民族大义劝说，又是细数起义投诚的利弊，再加上身为好友的苦口婆心，傅作义这才总算是答应了与我党进一步接触，并最终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。

可以说，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，马占山的功劳不浅，当然，有功就要赏，再加之他从前的种种壮举，1950年6月，毛主席这才不惜放下身段，亲自派人去请这位“平民百姓”。

那么既然马占山对我党有感情，毛主席亦是诚心邀请，他又为何果断选择了拒绝呢？

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只一点，那就是马占山的身体。

在连年征战和心力交瘁的情况下，马占山的身体早已出现了问题，经常咳血不说，后经检查更是被诊断为了肺癌，如此噩耗瞬间就击垮了这位猛将，他的情绪愈发低落，病情也越来越严重，到了1950年时，甚至连下床都成了一件难事。

这一点毛主席是并不知道的，所以才会派人前去邀请，对此，马占山其实也很想参加，但考虑到本次会议将要持续两个多小时，这要是自己中途倒下，必定会给会议带来不好的影响，在无奈之下，他也只好选择了婉拒。

显然，这时的马占山已经来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不过纵使这样，他也还是无时无刻惦记着国家、惦记着人民，待听闻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帝国主义的炮火波及到了他的家乡时，已经无法下地行走的他，直接便将自己的小孙女送上了朝鲜战场，并请人代笔，撰写了一份想要奔赴前线的申请。

如此壮举着实令人敬佩，只是很遗憾，英雄迟暮，他终究还是没能见到人民志愿军战胜敌人的那一天，仅在1950年11月29日便因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，享年65岁。